中国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

　　编者按 : 读书要读经典，读经典要读原著。阅读、观看、赏析“红色经典”, 可以让人感受、领悟、发现多彩的人类思想文化，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使命感、正义感。为此 , 我们开设了“走近经典”栏目，鼓励同学们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了解“红色经典”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享受艺术魅力。本期我们共同走近《中国的战歌》。
这是一本献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斗争而光荣的中国士兵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史沫特莱出生于一个贫穷而普通的美国家庭。本想去印度的她却阴差阳错地在中国——一个途径却饱受战乱与穷苦的国家停留了下来，并在中国抗战的画卷上留下了她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像是“中国大地的女儿”：与鲁迅成为莫逆之交，为彭德怀、贺龙、叶挺等抗战著名将军出谋划策；后来她又积极投身于中国战时的医疗救助中，积极为中国军人谋取医疗器械与物资，亲自护理伤员并组织医疗服务；在中国的时候，她走访了中国大部分战区与军队，不顾别人给她戴的“叛徒”的帽子，用自己的笔和文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顽强抗争的精神面貌和中国人民因战争而遭受的苦难折磨，号召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自 1928 年来到中国到1941 年返回美国，她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并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她“往往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朱德将军甚至亲自为她题写碑文，周恩来赞誉她为“伟大的美国人”。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而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凝聚在了她的作品——《中国的战歌》中。
　　1928 年 12 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别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将中国的国内形势介绍给西方。在抗战爆发之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施“白色恐怖”政策，国内大量激进言论都会遭到查封。由于她的左翼思想，她多次遭到他人言论的攻击、质疑，甚至还被尾随、软禁、没收护照。1936 年，为了澄清关于红军的一些谣言，她开始了英语广播工作，对“访问政府的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以及关于西北的消息”进行报道。她的言论使得南京政府颇为不快，甚至美国领事官员曾经宣布要驱逐她。然而她毫不畏惧国民党政府的威胁，依然中国危机的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她是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是第一位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中国人民在殖民者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女记者。由于她旗帜鲜明的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最终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除聘约。”后来，她又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抗战爆发之后，她主要的采访活动便是穿梭在中国多个抗日战区进行战地采访以及报道。她先后到达西北，华中战区，每到一个地方，“史沫特莱就立即开始紧张的采访活动：找战士、指挥员询问、座谈；找老乡们亲昵地聊天。她同当地老乡攀谈起来，老乡开始拘束不安，渐渐地被她和蔼的、善良的问话所吸引，简直忘记了对面交谈的是位外国人。”
　　为获取第一手资料，史沫特莱长期跟随部队长途跋涉。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跟随新四军战士夜渡扬子江的部分。她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紧张氛围以及新四军高度的纪律性。“一路上，除了软底布鞋落地的轻微脚步声和挑夫肩上竹子扁担发出的咿呀声，没有一点音响。”新四军战士各个严守纪律，忠诚可靠，为成功度过敌人的据点而欢欣鼓舞，在行进时也展现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她与战士们朝夕相处，书中有大量对中国战士的描写。在第一次见到大批的红军的时候，她说丝毫没有感受到“许多士兵所特有的消沉而冷漠。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在伟大的鲁迅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的那种朝气蓬勃的觉醒精神。”在她的印象中，中国的军人是英勇善战的。在缴获的一本日军战士日记曾这样写道：“红军使我头痛。”中国士兵又是极为有纪律的：在山区作战时，由于战争的地形需要，战士们经常需要在夜间行走绵延的山路。一天傍晚，作者碰到一队八路军士兵，他们“行动矫捷，尽管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弹药，也没有错乱有节奏的行军步伐，通过时没有一点声音。”
　　在军民关系上，作者一再澄清有关中国战士的谣言。她对良好的军民关系感到惊讶，那些“士兵住在当地人民的家里就像他们自己的子弟一样”，“严格的群众纪律使得部队人员能像寄宿人家的子弟一样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优秀的部队使得美国的史迪威称赞道“中国士兵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之列，如果能指挥这样的士兵，我将感到骄傲。”同时，她也对身患重病却因医疗条件落后而无法医治的战士感到同情，“他们的眼睛红肿，但是我无法分辨是由于沙眼还是饥饿”，对于患重病的病人，她感觉“他们好像刚刚摆脱奴役不久”。
　　为了打破对红军的新闻封锁，她号召国际上一流的外国编辑一起加入到对中国战争形势的报道上来。她曾向上海十几位一流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邀请他们访问红军，有位英国记者在回到汉口时已经“深深染成了粉红色，对毛泽东难以忘怀。”而对于那些“利用中国战争作为捞取他们个人荣誉的背景材料”的新闻和摄影界的“盗匪”她也表示了强烈的鄙视与谴责。
　　正是史沫特莱在新闻报道上所坚守的社会责任精神、自由独立精神、求真求实精神、公平正义精神以及人文关怀精神，使得她在当时被评为“最高产的战地记者”，而她的作品《中国的战歌》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战地报道”。
　　由于身体原因，史沫特莱被迫于 1940年离开汉口到香港养病，并于 1941 年回到美国，结束了她长达 12 年的中国之旅。她在回到美国之后依然不断对自己的中国之行进行总结，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关注并且渴望再次回到中国，并对中国留学生胡其安说：“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她回国后接连发表了《中国的战歌》以及有关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并且到处讲演，为中国抗战进行募捐。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她感到欣喜若狂，计划着再次回到中国，但却在 1950年因手术不治去世。
　　史沫特莱在战争期间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为促进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团结互助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追求正义、进步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人民敬仰。